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日本近现代的许多问题都可归结到这些一两千年以来长期演化下来，并最终沉淀为结构性特质的深厚政治文化。
历史的脉络纷繁复杂，但至少可以拎出一条主线，那就是日本国家体制的逐步形成演变，这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或许是一种“日本式政治经济学”，即日本历代政治家是怎样运用财税制度来增强国家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与作为纳税人的民众展开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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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传统国家一样，平安时代作为早期律令制国家的日本，年租、税收都是特权阶级垄断支配的。
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剥削”，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提高征收金额，旨在维持宫廷和军事开支，而这都是为了供养贵族精英。统治者是不事生产的寄生者，尤其武士原本就比较野蛮，他们统治领地、征收租税是仰仗公家的权威和自身的暴力，极少会想到分出哪怕一小部分来作为民众的福利或投入再生产。
第一部武家法典《御成败式目》（1232年）中规定：“即使领地内的农民逃亡，禁止逮捕其妻子，抢夺家庭财产。另外，欠缴年租时，不得抢夺超过欠缴的部分。”这恰恰证明，相反的粗暴做法在当时是普遍现象，所以才要特别下令禁止。
这是一种“掠夺型国家”，在统治者看来，民众交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花这些钱也完全轮不到他们发表意见。
在17世纪莫卧儿帝国时代的印度，贪得无厌的税收机器有时会夺走农民高达一半的收入，丝毫不顾及地方需求或自然灾害，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税收被投入生产；在日本也长期都有所谓“五公五民”（五成收入归公）的说法，在有些国家甚至更高：彼得大帝时期的税收占农民收入的六成，而春秋时期的晏子说，齐国 “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人民仅能保有生产所得的三分之一 。
在传统上，中国也没有“纳税人意识”，纳税并不是“我出钱，作为交换，得到相应的服务”，而不如说是“花钱买太平”——对此，人类学家武雅士的描述最为精到：“在农民的眼中，现代警察、传统衙吏、土匪和鬼都属于同样的类型。‘你必须给他们一些东西，他们才会离开，且不会找麻烦。’”
在日本，这种情况在中世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因倒也不是这些作战的武士变仁慈了，而是他们意识到，农业生产毕竟盈余很有限，即使再压榨也只有那么一点，农民被逼急了还会造反，而武士既然已经是稳定的领主，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满足于一次性的掠夺，得细水长流地“经营”。
其结果，在1185年源平之战后，武士们开始向贵族、朝廷学习如何施政，从“战场上作战的人”逐渐转化为行政官员。就此而论，“仁政”与国家汲取的“效率”并不一定矛盾：因为“仁政”和施政细节的完善，最终是为了在不至于杀鸡取卵的合理尺度内，更为稳定有效地汲取财政税收——用后来德川家康的话说，就是让农民“不死不活”，只给他们留下维持生计的最低必需品，其余的全部纳税。
丰臣秀吉
随后到来的日本战国时代（1467-1585年）虽然战乱不断，但却至少有一点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群雄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每个大名要获胜就必须充分动员领地内的各种资源，最终，财力最雄厚的丰臣秀吉赢得了胜利，这绝非偶然。
历史学者小和田哲男称之为“制富者制天下”：“在群雄割据之时，取得最后胜利的武将无疑都有出色的经济战略”，一统天下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都是卓越的创业家，是公司的经营者。他们不是单纯的一介武夫，才得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这背后的道理不难解释：打仗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大，没有经济力量支撑是不可能的，何况有了钱甚至还可以收买人才、打造威力更大的武器和城堡，而这都要求统治的武士充分、有效地掌控领地内的财源。
在这一点上，丰臣秀吉堪称日本第一个具有现代视野的政治家。由于他本人出身贫寒，没有从祖辈那里继承什么领地，因而并不着眼于扩大已有的庄园，而是在征服作战时瞄准那些能获取丰厚利润的地方。和他那些苛刻压榨领地内农民的对手们不同，他深知农业生产的盈余有限，因而必须通过利润更高的工商业积蓄财力。
正是从战国初期起，日本开始大规模开采金银矿山，这为丰臣秀吉带来巨额收入；但采矿、手工还可以通过强制劳工的方式进行，对商业则必须采用不同的方式，因为商业是最为“娇气”的，只有在那些对它足够友好的环境中才能繁荣起来，丰臣秀吉的做法是构筑全国性的商业流通网络，再从贸易流通中抽税。
商业都市大阪（大阪历史博物馆）
当然，这也不完全是他的首创，更早之前的织田信长就已在推行一种非常特别的财政-军事国家体制。
当时的日本关卡林立，各领地的统治者都希望从中抽税，这对商人们来说是不小的负担，织田信长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反其道而行之，在自己的领地内废除关卡和场地费，设立“乐市”（不用交费的自由市场）。
这差不多相当于中世纪的“自由贸易区”，自然吸引了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在扩大商业整体规模之后，他再向商人们收取一定费用作为军事开支。
在有了这样良性运转的机制带来的财税支持下，他又推动了“兵农分离”政策，让士兵们脱离农业生产，专职作战，这当然极大地有利于将士战斗技能的提升，还能不分农忙农闲全天候作战，但给这样一支常备军发薪需要一个必备前提：稳定高效的财税制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在二战时的经济统制也可以说是在向信长的总动员体制致敬，只是更多了那种现代理性的无情而少了他那种顺从人性的理念。
江户时代的日本重又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武士的统治方式仍然粗暴，正如矶田道史指出的，“在之前的幕府体制下，幕府的存在方式堪称是‘有财政无福祉’，征收税金便须提供相应的行政服务这种现代观念，彼时的幕府是一概皆无”，所谓年贡仅是单纯的“地租”，而非可以兑换行政服务的“税”。
尽管也有一些当政者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通过“仁政”来抚恤人民，但“对于民众而言，福祉并非必然应有的权利，而是有可能获得、也有可能不得的恩惠，当然更非基于天赋人权思想——即国民生来便拥有享受福祉的权利——的福祉。”
江户时代初期的武士政权为征收年贡仍然极为残暴，对不能交纳年贡者加以拷打、拆屋、掳为奴仆都是家常便饭，如敢反抗更不惜斩尽杀绝。直到1637年的岛原天草起义，幕府才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得到一个巨大教训：“如果过度杀戮领民，便会导致没有农民交纳年贡，如此，治理该地域的武士们也便无法生存。”
正是在这样的反复磨合中，一个关键的政治思想逐渐浮现：“财政健全化虽然很重要，然而，唯有出台能够发挥国民积极性的政策，方能稳固统治。”
这是现代国家意识的萌芽，因为现代国家税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国民的福祉，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相应调整税制，向全体国民提供可持续的良好生活福利。
在政治实践中，统治精英开始意识到，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只要民众交税，而在他们遭受饥馑、天灾时不施以任何援手，那么就无法阻断“饥馑—武装暴动—打砸事件”这个连锁反应，社会安定就无从谈起，只有让民众能喘口气，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和获利，年贡收缴率才能提高，政情才能安定。
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中，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将人类社会的统治者比作是“病毒”：那些毒性猛烈的致命细菌往往无法存活，因为它们太快杀死宿主的结果是自己也活不了，而那些成功演化的病毒到后来都毒性减弱，以便更好地利用宿主；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统治者也不例外：他们要么学习保护民众，将原先残酷的剥削寄生关系转变为一种共生关系，要么就自食其果。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日本列岛就像是一个培养皿，见证了统治的武士阶层如何从“掠夺型国家”一点点转向重视民众福祉的现代国家。这种从单次博弈走向反复博弈的过程带有日本自身的特点，但也符合各国财政经济体制演化的一致趋向。
这并不仅仅是对统治者自身、或民众而言重要，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近代命运恐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能在近代成功推行明治维新，成为非西方国家中唯一一个躲过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命运并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这些历史的积淀不可低估。
日本就此早早就孕育了一个高效的财政-军事体制，培养了上下一心的举国一致体制，一旦危机降临便能迅速应对局面，并在维新时期通过支持民间资本、激发民间活力的办法成功推行现代化。
这些无疑都得益于更早前的遗产，然而，祸根也同样早已埋下：尽管这乍看是某种“善政”，但这仍取决于掌权者的“精细管理”意识和老到把控，所谓“福祉”仍是精英们施与民众换取其支持的举措，而不是民众自己主动参与管理的结果，因为说到底，民众福祉并非其最终目的，而是由此巩固统治的手段。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中，政治精英垄断着国家政策的决定权，集强烈使命感、强烈的自负感和过剩的精英意识于一身的官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仅产生了特权意识，而且打造了一个民众参与度很低的官僚国家。
这既带来了后来灾难性的战争，又锻造了后来由通产省推动的经济奇迹，不论好坏，这也许就是一个国家的独特道路：那是经过无数历史力量的相互冲突、锤炼之后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我们只有理解了这一历史，才能理解它这个动力源的秘密。
